寶應學派——揚州歷史文化
清代，是寶應學者活動最為活躍、學術成就最為輝煌的時期。他們以師承或家學的關系形成了被稱為寶應學派的學術團體，由于陣容龐大，實力雄厚，成為揚州學派的一支重要的生力軍。
最早提出寶應學派的是清代著名學者、揚州學派鉅子劉師培，他在《近儒學案》的序言中寫道：“淮南之濱有朱澤云，于是有寶應學派。”此書只是擬撰，因而我們就無法知道他對寶應學派的看法。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歷史文獻家張舜徽在他研究揚州學派的專著《清代揚州學記》中也承認其寶應學派，他稱成孺為寶應學派的殿軍，但對寶應學派也沒有作具體闡發。
寶應學派在揚州學派中的地位如何，我們只要看一看《清代揚州學記》中所列出的人物就可以知道其大概。該書所寫的主題人物6名，附見人物16名，計22名。其中寶應學者就有9名，差不多占半壁江山。最可貴的是，寶應的王懋竑在主題人物中居于首位，被看作是揚州學派的先驅者。再者劉師培在《近儒學案》中獨立《寶應學案》，由此可見，寶應學派確實是不同凡響。
《寶應學案》中列有寶應學者三名，他們是王懋竑、朱澤沄和劉臺拱。而王懋竑、朱澤沄正是寶應學派的首創者。寶應的學者所學都是與他們一脈相承，又都是繼承了他們的治學遺風而有所成就的。
王懋竑(1668—1741年)字予中，號白田。他一生治學是專門朱子之學的，其貢獻為：一是考訂出《易本義》前面的九個圖并非朱熹所作，結束了元明以來學者們疑而未決的爭辯，這也是辯偽史上的一件大事；二是花了20多年時間，四易其稿改寫成功《朱子年譜》。這是一部研究朱子之學具有集大成意義的巨著。他在專治朱子之學的同時，還旁及經史。著名學者李慈銘對他的史識很是推服。三是他的治學方法和學風為揚州學派開了先河。張舜徽指出：“王懋竑運用考證家的治學方法去整理朱子之學，……這對后來揚州學派走入‘通核’一途，無疑是作了導夫先路的前驅者。”www.uvdg.com.cn揚州學派的領袖人物焦循認為，揚州學派的敦崇實學，王懋竑有“倡始之功”。張舜徽更進一步地認為，“這便是揚州樸學的淵源”。
第一個研究王懋竑并給予他很高評價的是乾嘉大師錢大昕。他為王懋竑作了傳已經不易，而且把王懋竑與當時的大儒閻若璩、胡渭、萬斯同、惠棟、江永、戴震相提并論就更是不易，這也足見王懋竑不僅在揚州學派中而且在清儒中的顯赫地位了。
朱澤沄?搖(1666—1732年)字湘淘，號止泉。他是王懋竑最親密的學侶，兩人同學朱子之學，雖然觀點有分歧，卻能“易子而教”，而且成為親家。他們這種各尊所聞不相排斥的做法，也為揚州學派開創了求同存異的良好風氣。
劉師培很推崇朱澤云，《寶應學案》中繼王懋竑之后便是他。陳鐵凡教授也認為他“學有本源”，劉氏對他的推崇“殆非阿私之虛諛”。東方樹的《漢學商兌》是一部研究程朱理學的權威性著作，他把朱澤沄的觀點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朱澤沄的主要貢獻是：一、能夠發明朱子密切要妙之旨，并能對王學兼收并蓄，在繼承與發展朱子之學方面有重大成就；二、在錫山講學，為宣傳推廣朱子之學做了大量工作，在王學盛行的時期，此舉意義更為深遠，功不可沒；三、對寶應學派的開創功勞特大；寶應的后學與他均有師承或家學的關系，這就無怪乎劉師培將寶應學派寫在他的名下。
《寶應學案》中所推崇的第三個人物便是劉臺拱。《漢學商兌》中寫有寶應兩個人物，一個是朱澤沄，另一個便是劉臺拱。《揚州學派新論》中稱劉為“與段玉裁、王念孫齊名的大學問家”，他的學識被稱為與當時的大儒閻百詩、戴東原、程易疇“相伯仲”。劉臺拱(1751—1805年)字端臨。他學識淵博，凡天文、音律、書數、音韻等無不通曉，對“三禮”研究尤為精深，劉臺拱的意義主要的還不在學術上，而是在于學人的人品上，他的“慎于接物，尤謙于取”的高度修養，令許多名士如阮元、段玉裁、王念孫、汪中折服，時人譽他為“大賢”。王昶在《四士說》中表揚了四位揚州學者：劉臺拱的德行、汪中的文章、王氏父子的文字訓詁，稱做為“四士三美”。人品問題也是學風問題，這也是劉臺拱所奉行的“躬行實踐”為揚州學派做出的典范。
朱彬(1753—1834年)字武曹，號郁甫，從事經傳、訓詁、聲音、文字，與外兄劉臺拱齊名。王念孫與他是忘年之交。王氏稱其“博聞強識而又有卓見”，對于他的《經傳考證》特別贊賞，譽他為“傳注之功臣”。www.uvdg.com.cn朱彬的“撮其菁英，引掖來學”的貢獻，為乾嘉學術的推進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這也是研究揚州學派的學者一致將他推舉為揚州學派鉅子之一的原因。
劉寶楠(1791—1855年)字楚楨，號念樓。幼從家學，受業于叔父劉臺拱，少年時期已與儀征劉文琪齊名，支偉成在其《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中譽“劉臺拱、劉寶楠、劉恭冕”為“寶應劉氏三世”。趙航在《揚州學派新論》中對他評價很高，稱其為“卓越的經學家和小學家”。
劉寶楠與其子劉恭冕以其父子共疏《論語》而著稱于世。《論語正義》則是“竭兩代人畢生之功而成就的為同時代人所眾慕的不朽著作”。是書不僅彌補了宋人邢禺疏解《論語》的疏陋不足之處，且薈萃眾說，多所闡發，成為研究《論語》的指南。
人們單知道劉派父子共疏《論語》卻很少人知道此《論語正義》也是劉氏一門對《論語》研究的總結。正如劉文琪所說：“邑人稱道學家，必曰東門劉氏。”可知劉寶楠的家庭，世代相承，是講儒學的。劉寶楠與劉恭冕在《論語正義》中就大量的吸收了劉履恂《秋槎雜記》，劉臺拱《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劉寶樹《經義說略》的學術成果，特別是劉臺拱的貢獻特大，他的觀點成為《論語正義》的指導思想。
劉寶楠的兄長劉寶樹在揚州學派中也是有數的人物，他濡染家學，精研經訓。一生雖好讀書，但不輕于著述，這也局限了他的影響。劉恭冕是劉寶楠的次子，他的主要貢獻在于與他父親劉寶楠共疏《論語》，另外他提出的“廣經”一說，在當時把揚州學者們推上“通核”一途也有積極意義。所謂“廣經”，也就是突破所謂五經、九經、十六經等狹隘圈子，擴大治學范圍和研究內容，使揚州學派成為“通學”，揚州學者成為“通家”。此說為段玉裁首創，劉恭冕是積極的支持者，并對段玉裁的“二十一經”之說，進行調整，使之更為經世致用。
被張舜徽稱為寶應學派殿軍的是成孺。成孺(1798—1883年)原名蓉鏡，字夫卿，晚號心巢。他遙承先輩王懋竑、朱澤沄的治學遺風，精治樸學，不廢義理。www.uvdg.com.cn因其繼諸家而起，取得的成績更大，這正如他的學生馮煦所說“吾師成先生晚出，尤大且醇”。在后來寶應后進中，以劉岳云師事成氏為最久，能傳其學。
上述人物都是《清代揚州學記》列出的揚州學派代表人物，當然也都是寶應學派的精英。其實寶應學派的精英又何止于此，如王懋竑與朱澤沄“易子而教”的王箴傳與朱宗洛，還有成孺的學生馮煦等等都是學而有成，名垂一時的。www.uvdg.com.cn
寶應學派作為揚州學派的一支，這當然有它突出之處：
一、在治學內容方面，他們都是出自于朱子之學之門，盡管以后有的走上經學小學之路，但都是以朱子之學為其根底的。他們所學又不僅局限于朱子之學，走的是“通學”之路，又都成為“通儒”。
二、在治學風氣方面，他們有著理學的傳統，學術修養極深，行為也較端正，無一不為當時名士所推重，尤其他們的人品成為揚州學派的典范；他們的“不尚口說，但問躬行”，由是形成揚州學者們篤實不欺的風氣。
三、在治學方法方面：他們重樸學不廢義理，由王懋竑、朱澤沄倡導的治學方法，成為寶應學派的治學遺風。
這是我對寶應學派的粗淺的認識，闡述的目的是引起對這一燦爛文化成果的重視，從而進一步挖掘它，發揚光大它，并為我們寶應曾經有過的文化輝煌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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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寶應學派的是清代著名學者、揚州學派鉅子劉師培，他在《近儒學案》的序言中寫道：“淮南之濱有朱澤云，于是有寶應學派。”此書只是擬撰，因而我們就無法知道他對寶應學派的看法。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歷史文獻家張舜徽在他研究揚州學派的專著《清代揚州學記》中也承認其寶應學派，他稱成孺為寶應學派的殿軍，但對寶應學派也沒有作具體闡發。
寶應學派在揚州學派中的地位如何，我們只要看一看《清代揚州學記》中所列出的人物就可以知道其大概。該書所寫的主題人物6名，附見人物16名，計22名。其中寶應學者就有9名，差不多占半壁江山。最可貴的是，寶應的王懋竑在主題人物中居于首位，被看作是揚州學派的先驅者。再者劉師培在《近儒學案》中獨立《寶應學案》，由此可見，寶應學派確實是不同凡響。
《寶應學案》中列有寶應學者三名，他們是王懋竑、朱澤沄和劉臺拱。而王懋竑、朱澤沄正是寶應學派的首創者。寶應的學者所學都是與他們一脈相承，又都是繼承了他們的治學遺風而有所成就的。
王懋竑(1668—1741年)字予中，號白田。他一生治學是專門朱子之學的，其貢獻為：一是考訂出《易本義》前面的九個圖并非朱熹所作，結束了元明以來學者們疑而未決的爭辯，這也是辯偽史上的一件大事；二是花了20多年時間，四易其稿改寫成功《朱子年譜》。這是一部研究朱子之學具有集大成意義的巨著。他在專治朱子之學的同時，還旁及經史。著名學者李慈銘對他的史識很是推服。三是他的治學方法和學風為揚州學派開了先河。張舜徽指出：“王懋竑運用考證家的治學方法去整理朱子之學，……這對后來揚州學派走入‘通核’一途，無疑是作了導夫先路的前驅者。”www.uvdg.com.cn揚州學派的領袖人物焦循認為，揚州學派的敦崇實學，王懋竑有“倡始之功”。張舜徽更進一步地認為，“這便是揚州樸學的淵源”。
第一個研究王懋竑并給予他很高評價的是乾嘉大師錢大昕。他為王懋竑作了傳已經不易，而且把王懋竑與當時的大儒閻若璩、胡渭、萬斯同、惠棟、江永、戴震相提并論就更是不易，這也足見王懋竑不僅在揚州學派中而且在清儒中的顯赫地位了。
朱澤沄?搖(1666—1732年)字湘淘，號止泉。他是王懋竑最親密的學侶，兩人同學朱子之學，雖然觀點有分歧，卻能“易子而教”，而且成為親家。他們這種各尊所聞不相排斥的做法，也為揚州學派開創了求同存異的良好風氣。
劉師培很推崇朱澤云，《寶應學案》中繼王懋竑之后便是他。陳鐵凡教授也認為他“學有本源”，劉氏對他的推崇“殆非阿私之虛諛”。東方樹的《漢學商兌》是一部研究程朱理學的權威性著作，他把朱澤沄的觀點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朱澤沄的主要貢獻是：一、能夠發明朱子密切要妙之旨，并能對王學兼收并蓄，在繼承與發展朱子之學方面有重大成就；二、在錫山講學，為宣傳推廣朱子之學做了大量工作，在王學盛行的時期，此舉意義更為深遠，功不可沒；三、對寶應學派的開創功勞特大；寶應的后學與他均有師承或家學的關系，這就無怪乎劉師培將寶應學派寫在他的名下。
《寶應學案》中所推崇的第三個人物便是劉臺拱。《漢學商兌》中寫有寶應兩個人物，一個是朱澤沄，另一個便是劉臺拱。《揚州學派新論》中稱劉為“與段玉裁、王念孫齊名的大學問家”，他的學識被稱為與當時的大儒閻百詩、戴東原、程易疇“相伯仲”。劉臺拱(1751—1805年)字端臨。他學識淵博，凡天文、音律、書數、音韻等無不通曉，對“三禮”研究尤為精深，劉臺拱的意義主要的還不在學術上，而是在于學人的人品上，他的“慎于接物，尤謙于取”的高度修養，令許多名士如阮元、段玉裁、王念孫、汪中折服，時人譽他為“大賢”。王昶在《四士說》中表揚了四位揚州學者：劉臺拱的德行、汪中的文章、王氏父子的文字訓詁，稱做為“四士三美”。人品問題也是學風問題，這也是劉臺拱所奉行的“躬行實踐”為揚州學派做出的典范。
朱彬(1753—1834年)字武曹，號郁甫，從事經傳、訓詁、聲音、文字，與外兄劉臺拱齊名。王念孫與他是忘年之交。王氏稱其“博聞強識而又有卓見”，對于他的《經傳考證》特別贊賞，譽他為“傳注之功臣”。www.uvdg.com.cn朱彬的“撮其菁英，引掖來學”的貢獻，為乾嘉學術的推進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這也是研究揚州學派的學者一致將他推舉為揚州學派鉅子之一的原因。
劉寶楠(1791—1855年)字楚楨，號念樓。幼從家學，受業于叔父劉臺拱，少年時期已與儀征劉文琪齊名，支偉成在其《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中譽“劉臺拱、劉寶楠、劉恭冕”為“寶應劉氏三世”。趙航在《揚州學派新論》中對他評價很高，稱其為“卓越的經學家和小學家”。
劉寶楠與其子劉恭冕以其父子共疏《論語》而著稱于世。《論語正義》則是“竭兩代人畢生之功而成就的為同時代人所眾慕的不朽著作”。是書不僅彌補了宋人邢禺疏解《論語》的疏陋不足之處，且薈萃眾說，多所闡發，成為研究《論語》的指南。
人們單知道劉派父子共疏《論語》卻很少人知道此《論語正義》也是劉氏一門對《論語》研究的總結。正如劉文琪所說：“邑人稱道學家，必曰東門劉氏。”可知劉寶楠的家庭，世代相承，是講儒學的。劉寶楠與劉恭冕在《論語正義》中就大量的吸收了劉履恂《秋槎雜記》，劉臺拱《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劉寶樹《經義說略》的學術成果，特別是劉臺拱的貢獻特大，他的觀點成為《論語正義》的指導思想。
劉寶楠的兄長劉寶樹在揚州學派中也是有數的人物，他濡染家學，精研經訓。一生雖好讀書，但不輕于著述，這也局限了他的影響。劉恭冕是劉寶楠的次子，他的主要貢獻在于與他父親劉寶楠共疏《論語》，另外他提出的“廣經”一說，在當時把揚州學者們推上“通核”一途也有積極意義。所謂“廣經”，也就是突破所謂五經、九經、十六經等狹隘圈子，擴大治學范圍和研究內容，使揚州學派成為“通學”，揚州學者成為“通家”。此說為段玉裁首創，劉恭冕是積極的支持者，并對段玉裁的“二十一經”之說，進行調整，使之更為經世致用。
被張舜徽稱為寶應學派殿軍的是成孺。成孺(1798—1883年)原名蓉鏡，字夫卿，晚號心巢。他遙承先輩王懋竑、朱澤沄的治學遺風，精治樸學，不廢義理。www.uvdg.com.cn因其繼諸家而起，取得的成績更大，這正如他的學生馮煦所說“吾師成先生晚出，尤大且醇”。在后來寶應后進中，以劉岳云師事成氏為最久，能傳其學。
上述人物都是《清代揚州學記》列出的揚州學派代表人物，當然也都是寶應學派的精英。其實寶應學派的精英又何止于此，如王懋竑與朱澤沄“易子而教”的王箴傳與朱宗洛，還有成孺的學生馮煦等等都是學而有成，名垂一時的。www.uvdg.com.cn
寶應學派作為揚州學派的一支，這當然有它突出之處：
一、在治學內容方面，他們都是出自于朱子之學之門，盡管以后有的走上經學小學之路，但都是以朱子之學為其根底的。他們所學又不僅局限于朱子之學，走的是“通學”之路，又都成為“通儒”。
二、在治學風氣方面，他們有著理學的傳統，學術修養極深，行為也較端正，無一不為當時名士所推重，尤其他們的人品成為揚州學派的典范；他們的“不尚口說，但問躬行”，由是形成揚州學者們篤實不欺的風氣。
三、在治學方法方面：他們重樸學不廢義理，由王懋竑、朱澤沄倡導的治學方法，成為寶應學派的治學遺風。
這是我對寶應學派的粗淺的認識，闡述的目的是引起對這一燦爛文化成果的重視，從而進一步挖掘它，發揚光大它，并為我們寶應曾經有過的文化輝煌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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